梅州能称“诗歌之乡”吗？

       “梅州能称‘诗歌之乡’吗？”笔者最近请教专家，有人十分肯定，有人把握不定。笔者认为，“诗歌之乡”的美称，梅州当之无愧，根据有四：
       第一，梅州籍著名诗人辈出。
       梅州代有诗人出，远的不说，清中叶至现代就有：
       宋湘（1756年—1826年），清中叶杰出诗人，曾被嘉庆皇帝誉为“广东第一才子”。“清初岭南诗人，屈翁山（按：屈大均）为冠，中期无有出宋芷湾（按：宋湘）上者。”（钱仲联语）

       丘逢甲（1864年—1912年），晚清著名爱国诗人，与黄遵宪齐名，“时流竞说黄公度（按：黄遵宪），英气终输仓海君（按：丘逢甲）。”（柳亚子诗句）
    

       叶剑英（1897年—1986年），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，而且是著名诗人，有《叶剑英诗词选集》出版。他的诗受到毛泽东的推崇：“剑英善七律，董老善五律，你（按：陈毅）要学律诗，可向他们请教。”
    

       李金发（1900年—1976年），现代著名象征派诗人，以“诗怪”著称，不过，在“现代诗”流行的当今，早已见怪不怪了。他的《弃妇》和《里昂车中》被选入1984年出版的《现代百家诗》中。

       黄药眠（1903年—1987年），现代著名文艺理论家、作家、诗人，著作颇丰，出版有诗集《黄花岗上》、《英雄颂》、《桂林的撤退》及诗论集《论诗》等。

       蒲风（1911年—1942年），现代著名革命诗人，他的《茫茫夜》、《母亲》、《武装田地山河》被选入《现代百家诗》中。
    

       上面列举的几位，只是梅州诗人中的佼佼者，其实，还有许多著名的诗人，如李黼平、黄香铁、胡晓岑、叶璧华、范荑香等。李黼平、黄香铁就与宋湘、黄遵宪、丘逢甲并称为清代嘉应五大诗人，胡晓岑与黄遵宪、丘逢甲被誉为晚清嘉应三大诗人，范荑香、叶璧华是晚清饮誉广东的女诗人。黄遵宪在《梅水诗传集》序中说：“嘉、道之间，文物最盛，几于人人能为诗。置之吴、越、齐、鲁之间，实无愧色。”
       第二，梅州籍诗人在诗坛占有重要地位。
       梅州不仅拥有许多著名诗人，更为重要的是，他们在近、现代诗坛上，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，领一代风骚。
       在格律诗方面。晚清，诗坛风气崇尚拟古，是嘉应籍诗人高举起了“诗界革命”的旗帜。首推黄遵宪，他提出“我手写我口，古岂能拘牵”的诗歌创作主张，要求表现“古人未有之物，未辟之境”，并身体力行，将新事物、新名词、新文化、新思想以及土俗俚语纳入诗中，写下了不少独具一格、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诗篇，是近代“诗界革命”的先驱、旗手。丘逢甲和黄遵宪站在一起，实践“我手写我口”的诗歌主张，被梁启超称为晚清“诗界革命之钜子”。黄遵宪新派诗的“同道先进”胡晓岑更被誉为“公度新诗派之先河。”（钱仲联语）深究起来，“诗界革命”思想的发端还是宋湘。宋湘主张在兼收并蓄、博采众长的基础上，做到“作诗不用法”，“我生作诗不用法，纵横烂漫随所之。”他的诗论和实践，对广东诗界，尤其是岭东诗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，钱仲联教授就指出，黄遵宪、胡晓岑的诗作大都是继承了宋湘《红杏山房诗》的衣钵。“诗界革命”意义重大，影响深远。正是由于黄遵宪等“新派诗”诗人的提倡和实践，对五四时期白话诗的出现起到了先驱的作用。“诗界革命”的基本理论对于今天的中华诗词创作来说，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。
       在自由诗方面。李金发是把法国象征派诗歌的手法引进中国诗坛的第一人，是中国象征派诗歌的开创者。当今中国的“现代诗”就是这类诗。对于中国现代诗派来说，李金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是播火者。
       在革命诗歌方面。蒲风赴日留学期间，组织新诗歌座谈会，发表了不少诗作。回国后，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，建立诗歌组织，大力提倡国防诗，写下了许多战斗诗篇，出钱印赠诗歌小册子，并到群众中去宣传、朗诵、讲解，是诗歌与革命相联系、诗歌与大众相联系的倡导者和实践者，对延安新诗歌运动有着重大影响。蒲风是大众化诗人，是广东新诗界的先驱，为我国革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，在我国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       此外，还有件具体事情值得一提。近几年，温家宝总理在公开讲话中引用古人的诗词，一时传为美谈。一次是引用黄遵宪的《到香港》：“水是尧时日夏时，衣冠又是汉官仪。登楼四望真吾土，不见黄龙上大旗。”另一次是引用丘逢甲的《春愁》：“春愁难遣强看山，往事惊心泪欲潸，四百万人同一哭，去年今日割台湾。”国家总理两次引用的诗词，都是梅籍诗人的作品，虽说只是巧合，但也足以说明他们的诗作具有重大影响。
       第三，梅州几百年的诗风还在延续。
       近几十年来，梅州人喜欢诗歌的风气并没有消退。
       由罗滨、王伟怀、古求能等于1984年成立的“嘉应诗社”，是我省乃至全国最早的诗词组织之一，拥有250名中华诗词爱好者，每年都有以诗会友的雅聚，22年来共出版了《嘉风》30本、《梅水诗丛》（个人诗集）近百本。该社古求能、丁思深还被邀请参与我国大型韵书《中华新韵府》的编写工作。
       由黄焕新、黄新桥、游文君等于1989年组织的“射门诗社”，社员已遍布全省，有近200位新诗爱好者。诗社长期坚持出版不定期诗报《射门诗报》、《故乡》。社员诗作数以万计，仅发表于报刊的就不少于4500首（1999年10月统计数），已正式出版社员诗集《最初的黄金》、《第二黄金期》、《十年射门》。射门诗社“它辉煌于射响了粤东，很快射向了全省，又在全国一些‘球’坛入球。”（野曼语）
       嘉应诗社和射门诗社是全市性的诗歌组织，各县（市）和一些学校也有自己的诗歌组织。2002年，我市高级中学被中华诗词学会评为“全国诗词走进校园先进单位。”
       在外地工作的梅州人也不乏诗歌爱好者，有的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诗人。广东中华诗词学会杨应彬、肖耀堂两位会长都是梅州籍人。
       毋庸讳言，当今缺乏重量级梅州籍诗人，更不要说没有前面所提那样的诗坛领军人物了。不过，诗人野曼还是值得一书的。
       野曼，蕉岭县人，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（会长先后为艾青、臧克家）。野曼是著名诗人和诗论家，已出版诗、诗论专著18本，作品已被译成7个国家文字。2005年7月，《诗刊》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，以《中国新诗选刊》刊登“精选了抗战期间我国诗人所写的经典名篇”，有巴金、魏巍、艾青、臧克家、贺敬之、郭小川等22位著名诗人的诗作，野曼有《枪边的梦》入选。野曼又是著名诗歌活动家，他于1985年创办并担任总编辑、编审的《华夏诗报》，是国内唯一获得出版总署统一刊号、海内外发行的诗报，已历时20载，在联系诗人、扶植新秀、仗义执言以及对当代新诗理论与批评的探索与建构等方面，都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他于1993年倡仪成立并担任执行主席的“国际诗人笔会”，是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中外诗人的联合组织，已召开了10届，先后有17个国家（地区）的著名诗人参加，是规模最大、层次最高、影响深远的国际诗人笔会。2003年，在联合国注册的世界文化艺术学院授予野曼荣誉文学博士学位，这是我国诗坛获此殊荣的第三人。
    

       总之，即便“今不如昔”，梅州仍有昔日诗歌遗风在，仍不失为“诗歌之乡”。
       第四，梅州拥有诗歌的肥沃土壤。
       诗歌，不仅包括格律诗和自由诗，还包括歌谣诗。民歌也是诗歌，乐府诗就是古代民歌（以及文人模仿乐府民歌的创作）。梅州的民歌非常丰富，尤以山歌为最。梅州的客家山歌，七言四句体，擅用赋、比、兴、双关等，讲究押韵，诗味特浓，近似竹枝词，就更是“诗歌”。梅州素有“山歌之乡”的美誉，古有歌仙刘三妹，今有山歌师、山歌大师。梅县已被国务院文化部正式授予“山歌之乡”称号，比照之下，其余各县（市）都有条件获得这一称号。这样，从“民歌也是诗歌”的意义上说，梅州本来就是“诗歌之乡”，只是以往没有人这么说罢了。
       诚然，目前，“诗歌”已经成为“诗”的代名词了。即便从这个角度说，民歌（包括山歌）对于“诗”来说，也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，而是培养“诗”的土壤。无论是宋湘、黄遵宪、丘逢甲，还是叶剑英、李金发、黄药眠、蒲风，无一不是受了山歌的熏陶。所以，梅州的山歌之盛，也是构成“诗歌之乡”的重要条件。

       梅州有必要打“诗歌之乡”品牌吗？

       如前所述，梅州是名副其实的“诗歌之乡”。那么，梅州有没有必要打造这个品牌呢？笔者认为很有必要，它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：
       第一，有利于振奋梅州人民的精神。
       梅州出了这么多大诗人，是客家精神最生动的体现，这本身就是一笔非常可贵的精神财富，它有力地说明，穷困的山区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，事在人为，有志者事竟成。梅州一旦拥有“诗歌之乡”美誉并且家喻户晓，将使梅州人民增加几分光荣感、自豪感，默默中化为热爱家乡、建设家乡、让梅州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精神力量。
       第二，有利于提高“文化梅州”的品位。
       “文化梅州”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打造，需要有许多文化品牌支撑。“山歌之乡”是一个大品牌，“诗歌之乡”则是一个比“山歌之乡”更大的品牌。“著名诗人”和“著名山歌手”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层次和社会层级。“山歌之乡”的吸引力基本上局限于汉族的一个支系——客家民系，而“诗歌之乡”则将在梅州客家人与整个中华民族之间架起一座增加往来的诗桥。梅州一旦拥有“诗歌之乡”的美誉，一定会大大提高它的文化品位和社会知名度。
       第三，有利于丰富优秀旅游城市的文化内涵。
       现在，梅州叫得响的旅游景点还不多，主要是绿色生态游和客家风情游。梅州如果能打响“诗歌之乡”品牌，就能丰富旅游景点的文化内涵，提高景点品位，并增加旅游新景点，从而吸引更加广泛的游客，拓展新的客源，促进梅州旅游产业的发展。
       第四，有利于振兴梅州诗歌创作。
       梅州打出“诗歌之乡”品牌，对于梅州的诗歌爱好者来说（不管是格律诗作者还是新诗作者），既是鼓舞，也是鞭策；既能增加自豪感，也会增加使命感。这将促使他们以前人自勉，促使他们携手共进，共谋繁荣和提高梅州诗歌创作，以不负“诗歌之乡”美誉。而有了“诗歌之乡”这张“名片”，也更有利于梅州诗人广交诗友，加强交流，从而促进梅州诗歌的发展。
       第五，有利于推动客家山歌的发展。
       梅州的客家山歌和诗歌是血肉相连的：客家山歌哺育了一代代诗人；许多诗人“反哺”山歌，使山歌更加丰富，更加诗化，更加迷人。梅州打响“诗歌之乡”品牌以后，必将吸引更多诗人关注、了解、欣赏、研究客家山歌，从而提高客家山歌的知名度，促进客家山歌的发展。
       “诗歌之乡”与“山歌之乡”，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。

       梅州如何擦亮“诗歌之乡”品牌？

       名人、名牌，一靠包装，二靠炒作，否则，再有实力，也难以成大名，这是当今的现实。虽说是“有花自然香”，但还是要凭借风力才能香飘十里。这里仅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供有关方面参考。
       一、加强对梅州诗歌与诗人的宣传力度。建议各种媒体，如《梅州日报》、《梅州侨乡月报》、市县电视台和广播电台、定期和不定期文艺刊物，进一步有计划地组织有分量的稿件（节目），对梅州诗人、诗作和诗歌活动，进行有深度的、成系列的报道，以期梅州著名诗人和“诗歌之乡”美称家喻户晓，人人耳熟能详。同时选送较好的稿件（节目）给上级报刊、电台、电视台。各类专业、业余文艺作者也应加强这方面题材的创作。建议开展有关梅州诗歌方面的征文活动。建议整理出版（再版）著名诗人作品的普及本。
       二、加强对梅州诗歌与诗人的学术研究。建议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、市政协文史委员会、市客家研究会等组织将梅州诗人、诗作列入研究课题，分工合作开展研究，征集史料，撰写论文，召开选题规划会、学术性讨论会等，力争几年内拿出一批研究成果。
       三、大力开发梅州诗歌方面的旅游资源。在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的当今，各地都千方百计挖掘“古人”旅游资源，以至李白、杜甫等大诗人居住过的某些地方，都大打诗人牌，立塑像，命名街道、桥梁，修故居，建纪念堂、馆、亭等，这些对梅州也是一个启发。梅州应该大力打造“诗人旅游景点”，已建和在建的，应该充实诗歌方面的内容；应建而未建的，应列入旅游建设规划。应该大力生产“诗人旅游纪念品”如塑像、手迹、诗书、画册、明信片等。“诗歌”应该列入梅州旅游宣传的重要内容，纳入旅游路线规划的视野。
       四、于近年召开一次以探讨梅州诗歌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。梅州过去开过多次研讨会、纪念会，其中一些研讨（纪念）对象是著名诗人，但会议的内容是综合性的，诗歌方面仅是内容之一，甚至所占分量很小。至于整个梅州的诗歌史，还很缺乏整体的研究，很有必要召开一次较大规模、较高层次的专题研讨会。
       五、争取在梅州举行一届“中国诗歌节”。第一届中国诗歌节于2005年10月在马鞍山举行，由文化部、中国作家协会和安徽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，马鞍山人民政府承办。中国诗歌节每三年举行一次，马鞍山可以承办，梅州也应该有条件承办，如果能在梅州举行下一届中国诗歌节，一定能大大提高梅州诗歌以至整个梅州的知名度，梅州应该主动去争取。
       六、争取在梅州举行一届“国际诗人笔会”。“国际诗人笔会”曾先后在我省惠州、深圳、中山、珠海举行过。梅州应该争取承办一次国际诗坛的高层次笔会，这对于打响“诗歌之乡”品牌一定大有成效。
       黄遵宪纪念公园和叶剑英纪念公园落成是承办中国诗歌节、国际诗人笔会的两次极佳时机。
       七、加强对诗歌社团组织的指导与扶持（包括可能的经济支持）。
       （2006梅州市客家山歌旅游节·客家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登）
   梅州日报